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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開發機構可成為“一台中靜電油煙機租賃帶一路”中撬動資金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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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性金融是“一帶一路”倡議中解決資金融通問題的重要方式。視覺中國 資料
“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一個解決全球問題的倡議,所謂倡議並不是國傢意志主導,而是需要多邊合作。開發性金融是“一帶一路”倡議中解決資金融通問題的重要方式。
“這兩個一組合就是多邊開發機構。”
8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副司長郭凱在首屆中國四十人伊春論壇上做出以上表述。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多邊開發機構合作新格局中,郭凱指出多邊開發機構至少有四點作用:成為國傢間的政策溝通平臺、提供國傢合作的知識能力經驗學習、撬動資金的催化劑和幫助沿線國傢能力培訓。
郭凱表示,各地的政策環境、營商環境都有不確定性。如果要在宏觀層面控制、改善這些商業環境,具有專業特長的多邊機構更能通過措施保持沿線國傢宏觀制度的穩定性、連續性,改善其微觀環境。同時,通過多邊機構的溝通往往比雙邊方式更具有全面性和合法性,更符合全球慣例。
“但如果中國給一些國傢提建議的話,好像是我們在教育別人,顯得我們很傲慢。” 郭凱指出。
借助多邊開發機構發揮杠桿作用以撬動資金可以說是一個中國的成功創新。
2013年,中國與和世界銀行下的國際金融公司成立瞭一個聯合投資基金(IFC),中國用30億美元的基金規模投資新興市場,有豐富運作經驗的國際金融公司做項目的遴選、運作和投資工作。這是世行所做的第一單。在今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中,多數國傢表示將進行嘗試此模式。
郭凱說:“在政治上也比較容易接受,使中國資金進入其他國傢相對簡單。中國有時候投一些項目,反而有些國傢會有警惕。而且項目是IFC選的,相對來說風險也比較可控,回報率也比較好,最後變成瞭一個雙贏的局面。”
多邊開發機構和中國自己的開發機構到底是什麼關系?
郭凱指出,國傢自己的金融開發機構是服務自己國傢戰略的,可以很精準、有效、迅速地實施國傢戰略。而多邊開發機構,不管是哪國主導建立的多邊開發機構還是加入的多邊開發機構,它都不能直接用這些機構來實施其國傢的意志。多邊機構的獨特性表現在它可以制定規則,有全球的合法性,可以用來維持秩序和分散風險。郭凱表示,國傢的開發機構和多邊開發機構分工明確,是一個高度互補的關系。
以下是郭凱的現場演講內容整理:
我從四個方面談一下對“一帶一路”背景下多邊開發機構合作新格局的看法。
第一,“一帶一路”這個倡議提出以來,已經正在成為全球多邊合作的一面旗幟。
先糾正一點,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說“一帶一路”是一個戰略,從來都是說“一帶一路”倡議,這是個倡議,不是個戰略,戰略是國傢主導的一個東西,倡議是提出來希望大傢一起來做的事情。“一帶一路”倡議是2013年秋天習總書記在哈薩克斯坦提出來的,2015年6月份中國發佈瞭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叫做《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然後是今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舉行。
在這四年過程中,“一帶一路”已經開始由中國提出來的一個外界不太理解、比較好奇的倡議和建議,變成瞭新形勢下全球多邊合作的新的旗幟。這裡面的原因特別特別多,我想說兩點:第一,中國在做“一帶一路”的方式上,是比較有中國特色的,我們充分體現多邊主義的精神。第一是共商、共享、共建,大傢商量著一起做這件事情,而不是說把意志強加於人,把做法強加於人。同時互利共贏,以及強調政策溝通、設施連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這樣的提法和做法,使得“一帶一路”國傢慢慢瞭解瞭這個倡議,他們覺得中國是以多邊合作的方式,也意識到中國提出瞭解決世界問題的一個中國方案。
從另外一個方面講,過去幾年全球發生瞭很多重要變化,英國退歐公投,特朗普總統當選,逆全球化浪潮,很多發達國傢、政治主張已經從強調多邊合作,強調融合,變成強調公平,強調保護,從多邊開始走向雙邊,這是一個潮流的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更加突出瞭“一帶一路”倡議的多邊性、開放性、包容性、合作性,所以今年5月份“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我們見到很多的外賓,他們回答為什麼來參加這個論壇,答案幾乎都是一樣的,他們說現在談全球合作,除瞭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桌面上的倡議沒有別的瞭。
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一帶一路”是非常多邊的,中國是想提出一個解決全球問題的倡議。
第二點,開發性金融是“一帶一路”倡議中解決資金融通問題的重要方式。
首先,“一帶一路”倡議需要很多資金,不管是設施連通還是貿易暢通,這些項目都需要錢,錢從哪裡來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全球不是缺資金,全球有數萬億數十萬億的資產趴在非常低回報甚至負回報率的資產上,所以說缺資金是比較不現實的。但是我們缺的是什麼資金呢?缺優惠的資金。
第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傢和項目都有一些特點,使得完全市場化的資金很難滿足他們的需要,這些國傢風險高,資金要求大,回報率低,期限長,有些項目還是戰略性的項目,這些國傢和項目特點使過去的解決方案不能完全適用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的需要。
第三,開發銀行走出瞭中國的一條開發性金融支持國傢戰略的獨特模式,這個模式也許是可以復制和推廣的。
第四,過去別的國傢和機構以及多邊機構,在做減讓式資金(編者註:包括利率、期限、寬限期等方面條件的減讓,優惠貸款即是其中的一種)時,失敗案例比較多,純財政的錢反而有時候不能得到最有效的使用,因為有很大的道德風險和它不講究回報,可能投的項目就屬於面子工程,最後錢收回不來。還有“一帶一路”項目需要錢,沿線國傢可能無法承擔特別高的財務成本,回報率不會太高。開發性資金介於減讓性資金和商業資金之間的模式,不需要財政的支持,回報率要求不是特別高,而且有長期性和戰略性的特點,不追求一時一刻一季度的回報,所有這些特點合在一起,和“一帶一路”項目的需要有很大的契合性。這也是人民銀行周行長特別強調的開發性金融,支持開發性金融在“一帶一路”中廣泛使用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一帶一路”是多邊的倡議,開發性金融很重要,這兩個一組合就是多邊開發機構。主要涉及的開發性機構可能就是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投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金磚銀行,還有一個機構它不是開發機構,但很重要,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些多邊機構至少有四點作用:
1、這些機構是政策溝通的重要平臺。
“一帶一路”沿線國傢政策溝通非常關鍵。因為發展中國傢、新興市場國傢的國傢風險、政策風險有時候往往大於具體項目風險,很可能宏觀政策不對,或者政策的擺動,或者出現國際收支問題,就使得整個國傢都出現問題。各地的政策環境、營商環境都有不確定性。所以如果要在宏觀層面控制、改善這些商業環境,就需要充分瞭解它們,需要對它們施加影響。政策溝通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一些多邊機構有很強的專業特長和能力,能夠通過各種措施保持這些國傢宏觀制度的穩定性、連續性,改善微觀的環境。而且多邊溝通往往比雙邊方式更具有全面性和合法性,也更符合全球慣例。但如果中國給一些國傢提建議的話,好像是我們在教育別人,顯得我們很傲慢,但如果是世界銀行或者IMF向發展中國傢提出建議,而觀點和我們類似,則可能更容易被這些國傢所接受。所以這些多邊機構可能是我們政策溝通的平臺。
2、多邊機構還有一些我們不具備的或者暫時不具備的知識、能力、經驗,可供我們借鑒、使用和合作。
中國在2015年12月份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總部在倫敦,1991年為瞭投資與中東歐和前蘇聯這些轉軌國傢成立的,這些年業務范圍擴展到中東、中亞和北非。而中東歐、前蘇聯、中東、中亞、北非的區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區域基本上是完全重合的。投資蒙古最大的開發銀行不是世行,也不是亞開行,是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因為蒙古是它的一個投資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在這些國傢經營多年,對這些國傢情況的熟悉程度、投資環境的瞭解程度,與政府溝通能力,可能比中國對某些國傢的能力要強。雖然中國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股份隻占0.1%,加入瞭,就可以和它合作,深入介入它的業務,學習他的經驗,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過程。其他的機構也有類似的合作方式。
3、這些機構可以成為撬動資金,包括國際資金、全球的資金進一步進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的催化劑。
光靠這些多邊機構自身的資金是絕對不夠的,“一帶一路”建設必然需要撬動市場的資金才有可能滿足其融資需求。因此,多邊開發機構比較適合做催化劑,發揮杠桿的作用,等於一個先頭部隊。
舉個例子,2013年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做瞭一個創新,中國和世行下的國際金融公司成立瞭一個聯合投資基金(IFC),用30億美元的基金規模投資新興市場。資金的運作方式很簡單,中國出錢,項目的遴選、運作、投資主要靠國際金融公司,因為他們運作有很多的經驗,而且在政治上也比較容易接受,使得中國資金進入其他國傢相對簡單。中國有時候投一些項目,反而有些國傢會有警惕,但如果是IFC來投,可能就沒有那麼高的警惕性。而且項目是IFC選的,相對來說風險也比較可控,回報率也比較好,最後變成瞭一個雙贏的局面。後來我們又和泛美開發銀行合作瞭20億的基金,和非行在2014年合作瞭20億的資金,所有的項目都很成功,都是同樣的模式。今年5月份“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世行的行長說這是中國提出的創新,世行做得很成功,後來很多國傢都問世行,能不能像中國一樣做一個類似的項目,利用多邊開發機構來撬動資金。當然,以後也可以有私人介入。
4、這些機構可以幫助沿線國傢進行能力培訓,提高他們政策實施的水平,包括分享相關經驗。
要種樹才能摘桃,但是種樹前提是你得知道怎麼種樹,沿線很多國傢都不知道怎麼種樹,就需要傳授這個經驗,所以培訓非常關鍵。人民銀行今年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今年高峰論壇期間提出,在中國和基金組織做一個能力培訓中心,這個培訓中心培訓的對象是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傢,既可以有很權威的培訓,又可以傳授中國的經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以上4個方面,我覺得可以善加利用來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建設。
最後,我想說一下多邊開發機構和我們自己的開發機構到底是什麼關系?從機構的建設來說,中國過去這幾年也是兩邊投入,一方面倡議建立瞭一些多邊開發機構,包括亞投行和金磚新開發銀行。另一方面,我們也有自己的開發機構,國傢開發行,中國進出口銀行,我們還建立瞭絲路基金,其定位也是開發性的股權投資基金。多邊的機構,和自己的開發機構,它們之間什麼關系呢?我們自己的金融開發機構是服務自己國傢戰略的,可以很精準、有效、迅速地實施國傢戰略。而多邊開發機構,不管是中國主導建立的多邊開發機構還是加入的多邊開發機構,我們都不能直接用這些機構來實施我們國傢的意志。但多邊機構也有自己獨特的角色,除瞭以上四條以外,它可以制定規則,有全球的合法性。世行的成員基本上是全球的國傢,小的開發機構也是相當有代表性、合法性的,可以用來維持秩序和分散風險,它們的錢是各國一起湊的,所以出資風險比較小。因此可見,我們的開發機構和多邊開發機構分工是很明確的,它們是一個高度互補的關系。
(根據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人審訂)
(原標題:多邊開發機構可成為“一帶一路”中撬動資金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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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一個解決全球問題的倡議,所謂倡議並不是國傢意志主導,而是需要多邊合作。開發性金融是“一帶一路”倡議中解決資金融通問題的重要方式。
“這兩個一組合就是多邊開發機構。”
8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副司長郭凱在首屆中國四十人伊春論壇上做出以上表述。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多邊開發機構合作新格局中,郭凱指出多邊開發機構至少有四點作用:成為國傢間的政策溝通平臺、提供國傢合作的知識能力經驗學習、撬動資金的催化劑和幫助沿線國傢能力培訓。
郭凱表示,各地的政策環境、營商環境都有不確定性。如果要在宏觀層面控制、改善這些商業環境,具有專業特長的多邊機構更能通過措施保持沿線國傢宏觀制度的穩定性、連續性,改善其微觀環境。同時,通過多邊機構的溝通往往比雙邊方式更具有全面性和合法性,更符合全球慣例。
“但如果中國給一些國傢提建議的話,好像是我們在教育別人,顯得我們很傲慢。” 郭凱指出。
借助多邊開發機構發揮杠桿作用以撬動資金可以說是一個中國的成功創新。
2013年,中國與和世界銀行下的國際金融公司成立瞭一個聯合投資基金(IFC),中國用30億美元的基金規模投資新興市場,有豐富運作經驗的國際金融公司做項目的遴選、運作和投資工作。這是世行所做的第一單。在今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中,多數國傢表示將進行嘗試此模式。
郭凱說:“在政治上也比較容易接受,使中國資金進入其他國傢相對簡單。中國有時候投一些項目,反而有些國傢會有警惕。而且項目是IFC選的,相對來說風險也比較可控,回報率也比較好,最後變成瞭一個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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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凱指出,國傢自己的金融開發機構是服務自己國傢戰略的,可以很精準、有效、迅速地實施國傢戰略。而多邊開發機構,不管是哪國主導建立的多邊開發機構還是加入的多邊開發機構,它都不能直接用這些機構來實施其國傢的意志。多邊機構的獨特性表現在它可以制定規則,有全球的合法性,可以用來維持秩序和分散風險。郭凱表示,國傢的開發機構和多邊開發機構分工明確,是一個高度互補的關系。
以下是郭凱的現場演講內容整理:
我從四個方面談一下對“一帶一路”背景下多邊開發機構合作新格局的看法。
第一,“一帶一路”這個倡議提出以來,已經正在成為全球多邊合作的一面旗幟。
先糾正一點,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說“一帶一路”是一個戰略,從來都是說“一帶一路”倡議,這是個倡議,不是個戰略,戰略是國傢主導的一個東西,倡議是提出來希望大傢一起來做的事情。“一帶一路”倡議是2013年秋天習總書記在哈薩克斯坦提出來的,2015年6月份中國發佈瞭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叫做《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然後是今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成功舉行。
在這四年過程中,“一帶一路”已經開始由中國提出來的一個外界不太理解、比較好奇的倡議和建議,變成瞭新形勢下全球多邊合作的新的旗幟。這裡面的原因特別特別多,我想說兩點:第一,中國在做“一帶一路”的方式上,是比較有中國特色的,我們充分體現多邊主義的精神。第一是共商、共享、共建,大傢商量著一起做這件事情,而不是說把意志強加於人,把做法強加於人。同時互利共贏,以及強調政策溝通、設施連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這樣的提法和做法,使得“一帶一路”國傢慢慢瞭解瞭這個倡議,他們覺得中國是以多邊合作的方式,也意識到中國提出瞭解決世界問題的一個中國方案。
從另外一個方面講,過去幾年全球發生瞭很多重要變化,英國退歐公投,特朗普總統當選,逆全球化浪潮,很多發達國傢、政治主張已經從強調多邊合作,強調融合,變成強調公平,強調保護,從多邊開始走向雙邊,這是一個潮流的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更加突出瞭“一帶一路”倡議的多邊性、開放性、包容性、合作性,所以今年5月份“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我們見到很多的外賓,他們回答為什麼來參加這個論壇,答案幾乎都是一樣的,他們說現在談全球合作,除瞭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桌面上的倡議沒有別的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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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多邊的倡議,開發性金融很重要,這兩個一組合就是多邊開發機構。主要涉及的開發性機構可能就是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投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金磚銀行,還有一個機構它不是開發機構,但很重要,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些多邊機構至少有四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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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2015年12月份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總部在倫敦,1991年為瞭投資與中東歐和前蘇聯這些轉軌國傢成立的,這些年業務范圍擴展到中東、中亞和北非。而中東歐、前蘇聯、中東、中亞、北非的區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區域基本上是完全重合的。投資蒙古最大的開發銀行不是世行,也不是亞開行,是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因為蒙古是它的一個投資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在這些國傢經營多年,對這些國傢情況的熟悉程度、投資環境的瞭解程度,與政府溝通能力,可能比中國對某些國傢的能力要強。雖然中國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股份隻占0.1%,加入瞭,就可以和它合作,深入介入它的業務,學習他的經驗,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過程。其他的機構也有類似的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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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這些多邊機構自身的資金是絕對不夠的,“一帶一路”建設必然需要撬動市場的資金才有可能滿足其融資需求。因此,多邊開發機構比較適合做催化劑,發揮杠桿的作用,等於一個先頭部隊。
舉個例子,2013年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做瞭一個創新,中國和世行下的國際金融公司成立瞭一個聯合投資基金(IFC),用30億美元的基金規模投資新興市場。資金的運作方式很簡單,中國出錢,項目的遴選、運作、投資主要靠國際金融公司,因為他們運作有很多的經驗,而且在政治上也比較容易接受,使得中國資金進入其他國傢相對簡單。中國有時候投一些項目,反而有些國傢會有警惕,但如果是IFC來投,可能就沒有那麼高的警惕性。而且項目是IFC選的,相對來說風險也比較可控,回報率也比較好,最後變成瞭一個雙贏的局面。後來我們又和泛美開發銀行合作瞭20億的基金,和非行在2014年合作瞭20億的資金,所有的項目都很成功,都是同樣的模式。今年5月份“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世行的行長說這是中國提出的創新,世行做得很成功,後來很多國傢都問世行,能不能像中國一樣做一個類似的項目,利用多邊開發機構來撬動資金。當然,以後也可以有私人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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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4個方面,我覺得可以善加利用來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建設。
最後,我想說一下多邊開發機構和我們自己的開發機構到底是什麼關系?從機構的建設來說,中國過去這幾年也是兩邊投入,一方面倡議建立瞭一些多邊開發機構,包括亞投行和金磚新開發銀行。另一方面,我們也有自己的開發機構,國傢開發行,中國進出口銀行,我們還建立瞭絲路基金,其定位也是開發性的股權投資基金。多邊的機構,和自己的開發機構,它們之間什麼關系呢?我們自己的金融開發機構是服務自己國傢戰略的,可以很精準、有效、迅速地實施國傢戰略。而多邊開發機構,不管是中國主導建立的多邊開發機構還是加入的多邊開發機構,我們都不能直接用這些機構來實施我們國傢的意志。但多邊機構也有自己獨特的角色,除瞭以上四條以外,它可以制定規則,有全球的合法性。世行的成員基本上是全球的國傢,小的開發機構也是相當有代表性、合法性的,可以用來維持秩序和分散風險,它們的錢是各國一起湊的,所以出資風險比較小。因此可見,我們的開發機構和多邊開發機構分工是很明確的,它們是一個高度互補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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